我的知青岁月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千百万在城镇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在经历激情燃烧的文化大革命后，被大规模下放农村。这是一段难忘的历史，“上山下乡”运动涉及1700余万人。
一、下乡插队
我是初中1968届的，其实只在学校读了一年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中止了我们的求学梦。
上山下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学校和街道都有下乡的学生名册，必须去，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是当时的第一批，随大流，好在插队落户可以自行选择。67届的师哥曾宪枢有个亲戚在黄金大队顺河生产队。这个队有山林、有岷江边的坝土（沙质土壤适宜种植花生、烟叶、甘蔗等经济作物），每个劳动日年终分配时可值四、五角钱，是当时农村中比较高的了。我了解情况后，主动要求与曾宪枢同去，一起插队还有曾的同班同学陈五儿。
曾宪枢，个子比我略高，瘦骨嶙峋，一副近视眼镜架在瘦削的脸上，温文尔雅。
知青中，兄弟姐妹两人同时下乡的不在少数——星华与星科姐弟、华娣与华琼姐妹、达文与达明兄弟、建贵与建东兄弟、成明与成芳姐妹、长根与长远兄弟等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家庭和儿女们响应国家号召，顾全大局，难能可贵。
根据知青政策，国家供应半年粮食，每人240元知青购物券，可购棉絮、被单、蚊帐、面盆等日用品。
1969年2月1号下乡那天，我还差1个月满16岁，街道上敲锣打鼓欢送知青们。喧天热闹的锣鼓却难掩家家户户依依惜别的伤感场景。进驻学校掌权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送了我们一担学校农场自产的蔬菜，生产队也派人来接我们3人。蔬菜是队上来的农民挑的。蕨溪镇到落户的生产队有20多里。
我们背负行李，跟随带队的农民，前往生命征程的新落脚处。攀爬几个蜿蜒的山梁后，是一长段弯曲的田间小路，不久到达顺河生产队。
我们被临时安置在单身小伙何二娃家。何二娃17岁，父亲去世，母改嫁，哥在外当兵。新修的茅屋比较宽。队上用木棒给我们3人在一间偏屋里绑扎了1张上下床、1张单人床。农友和我们张罗着在床位的竹篱笆上铺几层厚软的稻草，再摊开草席，挂上蚊帐，将自己带来的换洗衣物堆放在床头，即是自己的窝了。
茅屋外面是山林和一弯一弯的农田，夕阳西下，皓月当空。站在地坝里，迎着阴冷的晚风，听树林在微风中悉悉索索，窃窃私语。月亮斜照，人影被拉得很长，命运之舟漂泊在这个宁静的山村，前途未来一片渺茫。
这里是我们青春安放的家园?今生便此落泊?从此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切不得而知。
生火做饭，我们自己会，生活用水在山湾下的水井去挑。我们的伙食比农村的稍好一些，以致何二娃经常来占便宜。
半年后，生产队给我们各自修建了茅草房。房屋为泥土墙、稻草盖顶，座落成“丁”字型，曾宪枢独立一排，我和陈五儿联排。每套有3间，一间厅堂（含锅灶、吃饭），一间卧室，一间厕所。厕所可放置农具等。队长批了每人1方木材，屋门要自己做，我随后花钱请队上的木工做成。镇上的青年木工张德林和陈德中到我乡下玩耍时为我做了张木床。
那时农村贫穷，家家户户都是土墙茅草房。
生产队给我们每人配备了一担粪桶，一把铲锄和一把挖锄。粪桶用桐油漆得发亮，用做水桶都可以。以至我特爱惜粪桶，收工后常在水塘里清洗得干干净净。
社员以邱姓为主，对我们比较友好，相处融洽。我们乃小青年，社员却以“老曾、老薛、老陈”称之。邱队长叫曾宪枢负责队上的打钟报时，根据闹钟再去敲打吊在树上的一截钢轨，响声即为出工信号。
至于农活的安排，则是一队之长在号令。今天的活路是啥子，明天又是啥活路，哪些人去干，则是队长说了算。队长根据农时，运筹帷幄，决定着全队的农作和几百号人的生存。
队上分配了我们每人5分自留地。带着几分兴趣，我对土地照顾有加。赶场时在街上买些秧苗和种子，种上海椒、丝瓜、南瓜、豇豆，麦子、甘蔗等，长势和收成还可以。
母亲从街市上给我买了10多只毛茸茸的小鸡，小生命叽叽喳喳，给冷清的茅舍顿时增添了活勃的生气。我经常用米糠调成稠状喂养它们，早上喂食后即敞放山林，让它们自食其力。
队上出工实行工分制。一天为“五歇”，早晨一歇，上午和下午各两歇。工分是农民的生计，年终与工分日值，队上分配的稻谷、麦子、红苕、苞谷、烟叶、花生、黄豆等进行结算。
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关系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工分也是那个年代“大而公”吃大锅饭的产物。
我和曾宪枢从下乡的第一年起就老实本分地干活挣工分，年底结算还进了二三十元。当时很多知青都是倒补，陈五儿也是倒补，很少在乡下务农。
陈五儿胆子大，经常半夜三更用他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妖声妖气的境外敌台广播，我在隔壁都能隐约听见，第二天还神秘地说给我们听，但一再打招呼得保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种行为风险极大，一旦发现，是要以里通外国和现行反革命论罪的。
出工时，我和宪枢也跟农妇们一样，各背一个大背篼，在歇气时将田边地头的枝条、茅草捡拾，收工后带回农屋地坝晒干后炊用。          
刚下乡时，我们喜欢到各知青点串门，主要是相互看望，活跃气氛和打发时光。1个队一般都有三四名知青，大家都是同学或是同街道的，也都热情，尽力做好饭菜招待。
记得大家去桐林生产队时，因天气炎热，已有些饥渴了。忠行师哥和衍洪大哥煮稀饭招待大家，因人多碗少，只得分批吃。帅哥长庆为争得先机，竟然口生唾沫吐在一只盛满稀饭的大碗内，号住再说，谁也不愿与之争锋了，引得众人一阵大笑。
在我们知青点，有几次我和曾宪枢、陈五儿在晚上拿着电筒到田间去逮青蛙，那时的农民还不吃青蛙、鱼鳅。秋收后的田埂上，到处是鼓舌鸣叫的青蛙，在电光照射下，一动不动，伸手去逮，软软的和挣扎的肉体，不觉背皮有些发麻，像握住癞蛤蟆般难受。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起头皮将铁丝往青蛙脖子上一穿，任凭它挣扎也无济于事了。工夫不长，收获颇丰，每人都捉到几大串。当晚就在田塘边剖洗，从脚掌处用力一折，将蛙皮从脚到头撕扯、露出白嫩的蛙肉，尤其是腿肉丰满，再去掌、去头、去内脏，打整干净。
剖杀青蛙，残忍之极。为了打牙祭，涂炭生灵，我等乃法西斯也。
夜色下，去自留地里摘几大把朝天海椒，扯几窝香葱，和我们要好的两个农村小青年尽管不逮也不吃青蛙，却热心地跑回家抓来泡生姜、泡海椒，甚至倒来菜油，赶忙生火上灶，做成红烧青蛙，鲜香味美。陈五儿吃得大汗淋漓，辣得青鼻涕长流。
我们隔一段时间要赶场回家，约上知青在宜三中球场打篮球。有时天快黑了才走回生产队，我喂养的鸡群要等我开门入圈，有时不回去也要委托那两个小青年代我关照。
那个年代样板戏盛行，《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耳熟能详。根据形势的需要，全民普及。各公社各大队都要演。知青们的特长得到发挥。演得最好的当数天元大队的知青。吴正平、杨华娣、李星科等表演的《红灯记》水平很高，在蕨溪大礼堂上演时，万人空巷，引起轰动。吴正平扮演的李玉和，杨华娣扮演的李奶奶，李星科扮演的双重角色——叛徒王连举和磨刀人，张老五扮演的鸠山都惟妙惟肖，可以说，毫不亚于专业剧团。排练时知青们极为认真，一招一式、唱腔伴奏、台词过场，都严格比照电影和连环画的动作来的。
我在近3年的知青岁月中，栽秧、打谷、挑粪、育秧、挖土翻田、抗旱覆水、犁耙铲搭，什么都干过。我从小吃苦耐劳，农村的活基本能够适应。农民对我和曾宪枢的评价很高。
在农村劳累忙碌的时节即所谓的农忙，主要是抛粮下种，栽秧打谷，四季是一个轮回，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二、栽秧子
一般是上午在秧田里拔秧苗，将苗子用谷草捆扎成把，再由专人将秧苗根部沾上粪水待栽。下午栽插，在大块的水田里插秧时，先由两三名栽线秧的好手下田栽几行笔直的线条作参照标准，其余社员方才下田对照秧苗窝距逐次逐行栽插，力求整块水田的秧苗栽插横竖都成直线，秩序井然地排列，像是一种行为艺术，农民有其独特的农耕文化和审美观。
在山弯的梯田栽秧，则根据水田的弯曲状况栽插，有规有矩，不可乱栽。
插秧时，左手握住一把苗子，右手分出五、六株，母指与四指夹住秧苗，指尖顺势往泥浆里插。刚开始时，不得要领，栽的秧子不时上浮，社员热心地帮我补栽并传授技巧。
栽秧这活路，长时间躬弯着腰，腰杆酸痛得难受。每当一歇结束，我立马爬上田埂躺下休息。农友们抽烟解乏，说荤段子过嘴瘾，我感觉腰杆都快断了一般。
一季秧子要栽近一个月，那怕吹风下雨，都得出工。来年是吃干的还是喝稀的，除了祈求风调雨顺外，就是这一季的辛苦劳作了。
水田密布，苍茫蓊郁。秧苗生长两个多月后，就该下田薅秧除草了。薅秧时众人排成几列，一人薅几行。由一老农有节奏的敲打手鼓，高唱山歌激励。在那原生态高亢尖厉的山歌声中，大伙用脚搅动泥浆，拔除稗杂草，累并快乐着。
古老的稻作文化延续至今。对于农人来说，最顺遂的事莫过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衣食无忧。
三、打谷子
秋收季节，承载着农民一年的希望和饭碗。赤日炎炎，挥汗抢收，颗粒归仓。
4人一组，我和宪枢已是主劳了，各到一组。农具是一只伴桶，围一张篾席，伴桶内放置一“Ⅲ”型的木制“牛肋巴”。两人割谷，两人打谷，中途可互换。割谷的使用沙镰，将四至五窝稻谷垒成一手放置于谷桩上，便于打谷人上手。打谷人双手握紧一手稻禾，先用力向“Ⅲ”上摔打，并顺势抖动稻禾往篾席上一靠，谷粒大部散落于伴桶内，两打谷人有节奏地反复摔打几下，谷粒已完全脱落。然后将三四手脱净的谷草捆扎为一个大草把，放置水田。
谷草也是有用之物需进行分配。由队上点数后，各家各户去田里拉上坎晒干，再挑回自家院坝码放，用于茅屋翻盖、冬季喂牛，或编制草垫出售。
农村人打谷子是全裸的，只系一张围腰帕。打谷子一身泥水一身汗，裤子立马就会湿透，所以都不穿裤子。我和宪枢要文明些，穿短裤下田，来田头挑运谷子的有农妇，我们不好意思。
收下来的稻谷要尽快晾晒，否则在阴雨天要产生霉变。
无论早晨、中午还是晚上，收工时，每人都得挑一担水谷子到生产队的公房晒坝，特别是早晨的一歇，饿着肚皮干了一大早，早已饥肠辘辘，还要挑一百五六十斤的水谷子，走在田坎上脚都在打闪闪。
常言道：一粒粮一滴汗。此情此景，恐怕十滴汗水也不值一粒粮哟。
回知青点后还得赶快整吃的，抓紧出工，抢收不等人。
对于靠天吃饭的劳作者来说，顺应自然，收获丰饶的物产，除了天气，还要和时间赛跑。
那时候总是宣传形势一片大好，无时不好，处处莺歌燕舞。但所有物资都按计划供应，穿衣吃饭都要票。农村人一年半饥半饱，在领袖的号召下“农忙吃干，农闲吃稀”，饿着肚子也要上交公粮。
抗交、瞒交公粮不是死罪就是大狱。
谷子晒干风车风净后，就是男女农友肩挑背运地到镇上粮站交公粮。完成了皇粮纳贡，再留足种子和必要的储备，就该分粮到户了。那是农民一年中最兴奋的日子，家中的成人，无论男女，脸上都写满了笑意，经生产队打200斤的大秤杆过量后，大筐小背地往家里搬。每家都有木制的仓桶储藏，与苞谷、红苕、麦子以及菜菜果果等搭配，省吃俭用，全家老少一年的生计就在于此。
四、铲田坎
秋收后的农闲时段，为不使农田出现茅荒草荒的景象，农民们按照农耕习俗，要把田地打造干净。铲田坎就是在耕牛翻犁水田过后，用铲锄将四周的茅草藤蔓剔铲干净，这活男女都可下田干。糊田坎则是男人用钉耙将田坎侧边的淤泥淘到田坎上抚平光整。
打整后的一弯弯梯田，浮岚暖翠，水光闪亮，俨然一幅田园牧歌的水墨画卷。
五、上箱施肥
农村一般都是红苕和苞谷套种。红苕需上箱后与苞谷一同施肥。每块地都掏起一条条约一尺高的土埂。土埂上玉米杆高达一两米，片片横逸的玉米叶上长着许多细刺，像锯片般割人。夏日炎炎，挑粪水下地，我们都光膀子钻进地垄浇粪，玉米杆高过头顶，粪臭汗臭交织，双臂和前胸、后背全是玉米叶划伤的红痕。一身横七竖八的血印，滂沱而出的汗水一泡，刺痒刺痛。
在甘蔗地里上箱施肥，同样如此难受。
劳作一天收工后，先到水田里把粪桶洗了，否则第二天粪水干了粘在桶上太难看。在田边随手抓一把茅草将桶擦洗干净后，再浇水洗自己的臭脚板。农村干活都是光脚板下田下地，尤其是热天，下雨过后去地头劳作，光脚片受细菌浸袭，长出许多粪泡，奇痒难受。
六、收粪挑粪
那时化肥极少，农村基本上都用人畜肥。我参加了几次收粪，和农民划船到镇上挨家挨户去收粪水。住家户一般都将洗澡水、洗菜水倒往茅坑，水多干货少，所以我称之为粪水。除非是单位厕所，但大都有专人去收，一般不会卖给我们生产队。
收粪的粪桶特大，一挑足有一百五六十斤，收一挑付2角钱。我和宪枢开始真不好意思，把草帽戴得特低。后想开了，变身农民了也没得法。
挑粪是技术活，脚步的快慢必须与桶内的粪水保持平衡，否则粪水不仅会泼洒一地，还将溅得自己一身是粪，尤其是爬坡下坎，搞不好会人跌粪倒。好在我们从小在家挑水习惯了，这农活和挑水差不多，驾轻就熟。
七、抗旱覆水
过了年后，农村开始为农田备水了。过了一冬的水田有的因饥渴已呈干裂状态，需找水浇田。
覆水，是将一竹篾编制形如铁锅状叫做覆蓬的两耳穿上绳子，系上拉手，由两人在梯田的坡坎边找一落脚处，弯躬身躯用覆蓬向下级梯田瓢水，再起身拉扯往上级梯田抛水，既费力效率又低，原始的农耕方式。
覆水这活，劳作的姿势与江河上船工划大桨般无异。我这般年龄和身板，折腾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晚上睡在床上也不觉出声呻唤。黑夜逝去，日出之后，还得出工。不去也行，但躲过了今天，明天后天又咋办？何况“躲避”也不是我等的品性。
龙骨水车，笨重。两人并排踩踏转轮带动木制龙骨将水向上提灌，可提升两三级的田坎。据说春秋时代即有。
抽水机，现代化的农机。那时并不普及，一般每个大队仅有几台，旱情较重时需按顺序排队抽水。轮到队上抽水了，队上派出劳力去邻队抬机器，挑柴油，抬管子，安装到位后抽水。效率高，一般用于抽取水库和水塘较多的水。
八、婉谢之姻
生产队以邱姓家族为主，极少外姓，民风纯朴。顺河队条件较好，有水田，有坝土，有山林，盛产水稻、苞谷、甘蔗、花生、烟叶、樟油等，较半饥半饱状态的其他队略好。因此，年轻的庄稼汉找老婆较为容易，外村的姑娘都愿意嫁来该队。但邱家有女，只得外嫁其他乡村，若能在本队外姓人中找女婿最为理想。
我和宪枢识几个字，有一点文化，家庭成分好，本性善良诚实，又吃苦耐劳，不嗜烟酒，自然有人分别来给我俩提亲说媒，希望成其“姑爷”。邱氏家族中确有两三名妙龄漂亮的姑娘，或文静端庄，或姣好清秀，或长发及腰。但面对乡村那些宿命的苦难，我等实不甘心就此一生，只得婉言谢绝。绝不能像个别知青为骗吃骗喝，草率应答后，又抛弃“小芳”而远走高飞。
我们那批知青中，仅有极少数人在农村践约成婚的。
九、五七干校
生产队山下岷江边的坝子，是刚兴建不久的“宜宾县五七干校”。县上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县级机关的“牛鬼蛇神”流放于此劳动改造，开荒种地。
“五七干校”成为邻居后，常来生产队借用耕牛和农具去种地。农友们经常说道他们干农活、种庄稼的窘态，作为笑料摆谈。的确，他们当中很多人从未干过农活，丑态百出实属正常。
干校的生活比农民和我们的好多了，有白米饭和酥泡的馒头吃，一个星期还打一次牙祭，让农友们看在眼里，极为羡慕。
干校的学员晚饭后，大都会散步到山上来转悠，和农民摆龙门阵，看见我们知青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干校还每月放一次电影，他们也及时通知队上。每当此时，生产队的男女老少，拖娃抱崽蜂拥而至。看坝坝电影，别有情趣，不仅银幕正面站满了人，连反面都是大人娃儿。散场后火把、电筒星星点点，满山遍野，极像电影里秋收起义的场景。
十、赶场卖烟
生产队的坝土盛产叶子烟，是农民的一笔收入来源。队上收割晒干后将散烟分量到户。我和宪枢不会打整，开起伙食请队上的能手来“拴烟”。农友将我们事先熬好的老荫茶水用嘴喷雾在烟叶上湿润，再将经络一一理顺，用棕叶拴好，一把两斤左右。最后用谷草（谷草可防潮）、竹片包裹，撬杠加力压紧，竹篾捆扎，形成直径约40公分、高约1米的圆柱形烟捆，放置房内梁上，搁置数月后即可开包抽吸了。
队上产的叶子烟色泽油润，灰火好，醇厚劲大。
农友们约我和宪枢到几十公里外的观音镇赶场卖烟，说那里烟价要高些。我们家没人抽烟，卖成钱最好。
一早出发，临近中午到达观音。在街边屋檐下摊开谷草铺上烟扎。第一次学做生意，全然不会吆喝海侃，只有本分地坐在地摊前碰运气，喊价2块钱一斤。
我们的烟是自产自销，不是投机倒把，不怕市管会的人来逮，没收叶烟和称杆。
倒是身旁一兜售黑市布票、粮票的中年男子神色紧张，东张西望，极为警惕，生怕市管会戴红袖标的人突然出现在面前。
倒卖国家票证较投机倒把，罪加一等，逮住必坐牢无疑。
识货的人一看就晓得是泥溪一带的烟叶。凡有意购买，可以卷烟抽两口品尝，我即用同伴的杆称称量。用时不到3小时，我们都卖完了，我收入40多元，那个年代算是不小的款项了，可以补贴家用。心情极好，回程愉悦。
突生异想，政治经济学曰：商品是用以交换的劳动产品。我劳动获得的叶子烟在集市上实现了交换，成其为商品，得到了价值的表现形式货币——货币的纸质符号——人民币。
但农民兄弟不管这些，也不可能管这些，吃饱穿暖才是硬道理。
十一、吃刨汤
在农村，时近腊月，一般农家都要杀年猪，这是农村的风俗。我和宪枢在农村遵纪守法，吃苦耐劳，和村民和谐相处，甚得社员好评。因此附近几家农户杀了年猪都要请我俩去吃一顿，煮血旺、炒猪肝、烧肥肠、整回锅肉等，叫吃刨汤。
那时农民杀猪得先获得毛猪票，即必须先向政府交售毛猪，获得准杀证才能请杀猪匠来家屠宰。政策是五五分成，交一头毛猪才可屠宰一头，交两头可屠宰两头；若交不起一头，则屠宰后交猪肉半边，自家食用半边。
当然，农民也可以先交一头达到重量要求的架子猪取得毛猪票后，再将自家那头猪儿喂大一点肥一点，到时再予宰杀。
年猪是农民家禽家畜中最大的希望和寄托。那些年，粮食紧缺，农民生活艰苦，省下红苕、苞谷，余下肤糠、菜根菜叶，积攒米水残汤，刍割草料，像对待幺儿一样辛辛苦苦地把猪儿养大。杀年猪，意味着过年有想头盼头，灶房方能吊挂一块块黢黑的老腊肉，来年的油荤和婚丧嫁娶才有了支靠。
十二、结束语
因云南知青遭受不公正待遇，引发声势浩大的大规模上访。知青引发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日趋尖锐，全国知青反映强烈。1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不满意，家庭不满意，国家不满意。1980年，中央决定，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知青岁月，成为历史，也成为我们这一代人难忘的记忆。
在农村当知青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痛苦的成长。她使我们学会了守望，学会了忍耐，更学会了坚持。因为磨难，我们懂得珍惜和知足；因为艰辛，我们的名利之心愈加淡薄，面对坎坷却更为坚韧。
“在写回忆文字时人便老了”的格言，再一次触动了我的情感。因为，40多年前的那段知青经历，给了我人生难得的馈赠。
我们这一代人，不论你是否高居庙堂，还是身处江湖；也不论曾意气风发，还是平淡朴实，更不论曾春秋鼎盛......而今都已容颜苍老。但曾经的知青情结，定然无法割舍。因此，我应当将远去的过往予以记录，让知青时的乡情、乡趣、乡音回味依然。

（2014年8月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