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德那些年

火车开得很慢，大概两三天时间才到北京。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感到发抖。原来是天气很冷，而我还穿着宜宾9月份的衣服。

下车后，不需引导，也不用指挥，只需随着人流走就行了。走出火车站，走到公交车停的地方，再随着人流依次上车，上车后也不用问，不用出示什么票证，大巴车直接把人拉到住宿的地方。此时，我们一路的同学都走散了。
我被拉到什刹海附近一个叫大翔凤小学的地方。没有人问我要票证什么的，就把吃住都安排了。并被告知：等待主席接见。
这一等就近二十天。
一天半夜，突然通知全体紧急集合，并出发。我不知是几点钟，只望见夜空满天星斗，地上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不，是人流，人潮。所有的人都往一个方向走，虽然速度不快，但没停止，一直走到天大亮，还在走，直到走到一处空旷的地方才停下来。据说此处是西郊机场，毛主席将要在这里接见我们。
不知多少时间后，一列车队从视线的远端开了过来。随着一阵“来了，来了”的呼声，人们纷纷站立起来。负责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大呼“坐下，坐下”。但没人理会。失望之下，他把我举了起来，尽了他最后的责任。（我那时才13岁）
车队开过去的时间，就是接见我们的时间，于是我们很快进入了返回的程序。同样的人潮，同样走到了满天星斗，我才回到了住地，整个时间段，没有人吃饭或零食，也没人觉得累或饿。
整个串联，我用了四十天时间，花光了10元钱，饿了许多顿饭，带了一身虱子回来，但心里很充实。

回校后，我和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红卫兵战斗队，取名为“灭资战斗队”并开始了印传单、刷标语、贴大字报等活动。成立战斗队时，也让学校开了个证明，并交到公安局，才允许去刻印社刻了一只公章。那段时间的活动是在市内，没在学校，直到喊“复课闹革命”
时候，才把时间和活动放在了学校里。
二、复课闹革命
很快，中央就提出了“复课闹革命”。学校也及时通知了学生们并安排了复课的条件：教师、课程、教室、吃、住等等。
学校位于金沙江下游末端南岸。那时没有桥，渡河很不方便，师生们都是住校。
我们69级（2）班的班主任是汤正蓉，后来换为彭正贤。校长章文华，副校长扬智诚。
尽管学校做了认真的安排，但离“复课”的效果还差很远。因为文革运动才是主流。我们连教材都没见到过。只有印象：英语教师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 long live chairman Mao，long live long long live ”并教会我们读。全班四十几位学生还基本都到齐了的。
既然是“复课闹革命”，那当然就不只“复课”了，“闹革命”才是主要的。内容就是批判学校里的“封、资、修”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我印象中，学校的革命活动与外面的差不多，大字报、大标语、批斗会。但似乎没有社会上那么激烈。有一次轮到我们69（2）班批判校长了，负责管理我们班的工宣队的工人师傅组织全班学生及部分教师在班上开会，批斗“走资派”校长章文华。会前学生们做了一个给“走资派”掛的牌子，上书“走资派章文华”。为了让批判的力度大一些，就把牌子做大一些，不仅大，而且还重，选尽量重的木框，选最细的钓鱼线，挂在走资派的颈项上，使其难受。至于批判的内容，谁也没去整理，谁也没提出或指责校长究竟走了什么资，做了什么派，只不过一阵口号咤呼“打倒”就算批判了。
就在这浑沌的过程中，我发现负责领导和管理我们班的工宣队师傅做了一件事：他向校长走过去，一边斥责校长“章文华，你必须老实交代”一边用手把校长颈项上挂吊牌的细鱼线往上一提放在校长的肩上，这就让校长的颈项不至于进一步肋伤。校长也轻轻望了他一眼，那眼神看得出感激之情。我深信，当时其他在场的师生们也看到了这一细节，但没有人吱声，批判会继续进行并顺利结束。那位工宣队师傅的名字我记不起了，他是大渡河水运局的。
除了校长，其他也有被批判的。有一位教师曾经说过：洗衣服的时候，要重点洗衣领和袖口，因为领袖最脏。对这位教师是按反革命来批判的。另一位美术教师吴荫甫，说他的画是资产阶级的。还有位校医，名叫王树声。解放前是为国民党军队服务的。没听说他有什么反动的事，但批判他写了幅对联：红汞碘酒，搽了就走；有效无效，责任尽到。这样的医生在当时也属批判对象。
转眼到了1969年，“九大”召开的晚上。消息传来，宜宾城枪声一片。那时没有鞭炮，用枪声来庆贺。曳光弹红色的线条布满了天空。学校组织了游行，因渡河不方便，就在南岸片区游行，学生们游累了就静静地走，不知谁被夜色感动了，竟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很快被人阻止“这是修正主义的歌!”好在无人再提，没出大事。
三、学工 学农 学军
大概是1968年，上面提出了“教育大革命”。领袖还提出了“五·七”指示。要求学生要向工、农、兵学习，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要进驻学校，教育学生又红又专。“明德”中学也在其例。学工安排在宜宾茶厂。因宜宾茶厂也在金沙江末端南岸，离学校很近。
我被分配在制茶车间看守机器，基本无事可干。宜宾茶厂的产品是出口欧洲的红茶。尽管在大革命的年代，这也是很重要的。不可能让我们这些啥都不会的学生去制茶。安排下来无非是满足了“学工”的形式而已。实在没事，我就用粉笔在机箱上写了几句打油：今年六月六，茶厂把工学，五·七指示好，教改干劲足。用宜宾口音来念，倒还挺押韵的。未曾想，此文不知被谁搬回校园的专栏上，引起了一些争论。
学农就更简单了，因学校周边是大量的农田，贫下中农也很支持“学农”这样的政治运动。至于这些学生能否带来劳动效果，根本无所谓，配合形式就行了。印象深的一次是下田蓐秧子，学生们从未下过田，不可能蓐秧。但下了田就等于学农了。但有一个镜头我映象很深，我们班一女生熊泽艳在蓐秧子时，碰巧抓住了一条鲫鱼，显给大家看，赢得了一片叫好声。少年的天真、快乐感一下子充满了田园。
学军就更简单了。因学生们年纪太小，学军时就练一下队列、立正、稍息。那时的校方，一方面应付着来自运动的各方面冲击，批判。另一方面也努力对学校进行规范管理。有一件事，可窥一斑：
69级二班的几位学生，于上课时间跑到“巨浪石”上去野炊喝酒。“巨浪石”就在校门外的河中。枯水季节可步行上去，涨水季节则只能游泳上去。形状像南广河口的龙脊石。那是胆大的学生们喜玩的地方，但易发生危险。以肖本年为首的几个学生跑上去野餐，还喝了酒。校方知道后，责令他们写检讨。他们的检讨如下：
今日盘中餐，巨浪石上搬
三杯酒下肚，过河打川川
酒后说胡话，实在不应该
有错必须改，语录记心间
由此可见当年的校情。
很快就到了毕业时间了。许多同学都没去领毕业证，有的还以为根本没有毕业证这一说。今天看来对人生有重要意义的毕业文凭，在当时却如此不受人注意。我们班有位同学肖本年，他去领了。现在还保存着。
我也没去领，没有毕业证并不妨碍我是毕业生，而且有资格当知青上山下乡。1970年我以明德中学（宜宾市一初中）初中毕业生的名义，进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
这些五十年前的印象，一直留在脑海。
今天，我们开了个“聊狂斋艺术茶座”，就在南岸河边原“明德中学”的旧址。

（作者系四川省宜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翠屏区作家协会主席、《人道》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