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蜀游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

齐白石55岁以前生活在家乡湖南湘潭，之后北上北京，得到陈师曾的点拨，参悟吴昌硕画法，创“红花墨叶”一派，艺术上勇猛精进，很快成为海内外都知名的大画家。1931年，四川军阀王瓒绪邀请齐白石游览四川峨眉山、青城山，却久久未能成行。直到1936年，在王瓒绪的一再催促下，齐白石终于出游四川。而此行的来龙去脉，以及他此行对于四川书画篆刻艺术界的影响，都成为我们关心的话题。

一、齐白石为什么要到四川来
根据研究，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促成了齐白石出游四川。

（一）王瓒绪邀请齐白石出游四川，是最主要的原因。

四川军阀王瓒绪，别号至园居士，是个秀才出身，喜好书画印玺收藏。他与齐白石的交谊，可以上溯到1931年。邀请齐白石到四川游玩的最初时间，也就是在1931年。
《齐白石手稿》有两段话，记录了王瓒绪在1931年请白石老人为其藏印拓本题记的事情。
“王治园集印谱嘱题记：人之嗜好，殊太酸咸，惟碑帖书画为寂寞之属，故好而不知者多。知而赖于好者，亦常有。真能深知，亦能酷好者，绝少。治园将军考藏昔贤碑帖，征收时人书画篆刻题识，诚爱古人不薄今人，此之谓也。今以自藏之私印，拓成卷帙，万里雅命，嘱为题记，匆匆书此数言归之。辛未四月齐璜。”〔1〕
    辛未，即1931年。
给王瓒绪藏印拓本题记，齐白石也乐意为之。从下边这段题跋来看，齐白石是多次为王瓒绪藏印拓本作题记题跋的。
“王治园拓自藏私印成卷，余为再题，古印皆铁铸，自王元章始用刻石，后人不穷刻石之法，刀即笔也，只能削而且修，何能成篆笔之苍劲，高言秦汉，非也。××将军能爱刻法，故姚石倩得为上宾，齐璜愧得将军为知己也。”[2]
王瓒绪以所藏印玺拓本求齐白石题记为结交方式，一下子就找到了双方的共同语言，白石老人很快便将他视为知己。
1931年夏，齐白石在“家在圭峰故里”印的边款中刻到“治园将军万里索刻印于余，知己之恩以老眼之技不足为报，将军必曰：齐璜何客气也。余曰：世人皆骂，君独称之，世人欲杀，君能怜之，一技岂能酬答耶。辛未夏，齐璜并记于旧京”。[3]
从求题记，到索刻印章，双方友谊步步加深。此足见川人交友，步步为营。1932年7月，王瓒绪请齐白石绘《四季山水屏》巨幅作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此屏为齐白石铭心之作，在十二图屏之一的《梦游渝城图》中，白石老人题到：“毋忘尺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梦游渝城诗，将军谓治园君。治园将军一笑，白石草衣齐璜。”为王瓒绪创作巨幅山水屏的事情，也可以从中看出王瓒绪在齐白石身上是下了大本钱的。白石老人卖画，必须真金白银，而且斤斤计较。按十二条屏的巨幅作品，价格一定不菲。

这与白石老人在《白石诗草》中记之甚为吻合：
   “王君治园与余不相识。辛未春，以书聘游重庆，余诺之，因时变未往。闻余苦于磨墨，赠以小婢，又闻家山伤财，担赠负千金。愿余身健，长进药物。恐余冬寒，远寄绵绵。神交之道，虽古人未有能如治园之笃者。因感，余梦见荆州。百回尺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4]
这段诗序中说明，在1931年，齐白石与王瓒绪是通过书信交往的，两人还没有见过面。王瓒绪通过书信，邀请齐白石出游重庆，齐白石答应了，但是因为时局动荡并未成行。王瓒绪听说齐白石年岁大了，不方便磨墨，专门派人送了一个名叫寿华的婢女到北京去。听说齐白石家乡遭难蚀财，答应赠送千金。关心齐白石健康状况，经常送去药物。怕他冬天受冻，从四川给他寄去棉衣棉裤。对齐白石的关心和照顾可谓无微不至，让齐白石大为感动，竟至于梦见王瓒绪，因而写下这首感激王瓒绪知遇之恩的诗歌。
在新出的《齐白石诗集》中，这段诗序略有改动。题目是《梦游重庆并序》。诗序为：“王君治园与余不相识，以书招游重庆，余诺之。忽因时变未往，遂为万里神交，强自食言前约，故梦里犹见荆州。”〔5〕
诗歌内容没有变化。诗序有变化，可能是因为政治人物身份的变化引起的。另外，在这个诗序里，齐白石说明是自己答应了赴约而“食言”未往。
    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也说：
“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托他住在北平的同乡，常来请我刻印，因此和他通过几回信，成了千里神交。春初，寄来快信，说：蜀中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不可不去玩玩。接着又来电报，欢迎我去。”〔6〕
王瓒绪邀请齐白石出游四川，是非常诚恳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齐白石发出邀请函。从齐白石给姚石倩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王瓒绪多次催促齐白石作客四川的诚挚邀请。
“王将军返渝想父老下民皆有喜色也。王君又属弟代为促游蜀都，言理动人，无奈刻不能离平。总之一言，为家山儿辈不能来平之误。吾离平，拙妾亦欲同行。五六小儿女在平，无人照料。王君高谊相招，承弟殷殷然劝吾早行之函，约五十件矣，如终不临渝，不独无以对王君，而且无以对我石倩弟也。弟函称王君赠金若干云云，璜非为铜山始游蜀耳。吾未出门，王君早已厚赠将二千元矣。吾应相见长揖谢之，非言定聘金方打被包也。暂不能来渝，自有期日矣。……” [7]
1935年8月20日，齐白石给王瓒绪的秘书姚石倩的信，再次说到了邀游四川的事情。
“石倩仁弟：前函未即答，函内所言悉知矣。白石欲来渝，与王君相约不下数十次，游兴虽高，因大儿不来平，为翁看守借山馆（借山小儿女五六人无人照料，吾不能行）。再约再约再约再再约，不能践言，谈及无谓矣。大儿之约翁来平，亦三年，至今未至（此事子如全知）。若今秋大儿不来平，吾不能游蜀，其言决矣。吾至今尚对王君自觉惭愧，犹想来渝。此言曾与余中英言过，知弟已闻，愿弟勿与王君言。倘今秋不能行，无信对朋友，为昔人耻之。王君曾赠路费四百元，吾当汇还（吾闻实赠白石作路费，非赠儿辈也）。王君索刊石印四方，黄寿山石二方（六分大，约三寸高，甚佳），因价太贵，暂未买妥。妥时当刊好为赠王君。吾弟亦暂可不与王君言也。平山之每月三十元，全是吾弟之力帮助而得，请弟劝其省用，稍有积蓄为幸。炳炎承周到可感也。画兴可偷闲为之。小兄璜顿首。七月四日。”［8］
从这封信来看，齐白石与王瓒绪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一是王瓒绪数十次邀请齐白石游川；二是齐白石一直在等待大儿子齐良元到北京来看管家务方可脱身出游；三是王瓒绪已经给齐白石汇去了400元的路费，当时可能是假赠齐白石儿辈的名义汇往北京的；四是王瓒绪请齐白石刻印6方，齐白石暂时没有刻完；五是王瓒绪安置齐白石亲戚邓平山、陈炳炎等在四川工作，每月薪金高达30元。这个待遇，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了，可见王瓒绪是给够了齐白石面子的。六是齐白石感谢姚石倩从中斡旋，并希望姚石倩忙中偷闲，学习画画，不要荒废了。
王瓒绪邀请齐白石出游四川，从1931年开始，一直不断地催促齐白石动身。足见王瓒绪之诚心诚意。邀请是王瓒绪发出的，经办的人员则是姚石倩、余中英等人。

（二）门生故旧相催促，是白石老人出游四川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齐白石的弟子遍及全国各地，他有一方印章，刻的是“三千门客赵吴无”。〔9〕
如果写实的话，就是河北、浙江没有，其他地方都有。如果不是写实的话，那就是全国很少见没有他齐白石弟子的地方。齐白石在四川的弟子，有姚石倩、罗祥止、余中英、肖有于、杨鹏升、夏静渊、蔡淑宜等，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姚石倩，安徽桐城人，书画篆刻家。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八军秘书、北川县知事。1917年，38岁的姚石倩北上师从齐白学习绘画。
罗祥止，四川新都人，大学法律专业毕业。早年随川人曾默躬习篆刻。1932年拜齐白石为师，侍齐二年，深得齐派治印精髓。
余中英，四川郫县人。担任过二十一军独立第三旅旅长、成都第九任市长，工书法，善丹青。早年书法曾受教于赵熙，绘画及篆刻曾得齐白石亲授。
夏静渊，女，四川涪陵人，在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学习时即师事齐白石。曾任云阳女子师范、成都女中校长。
杨鹏升，四川渠县人，国民党中将，长于金石。1934年10月，杨鹏升曾任国民党中央大学文学院艺术系教授，专讲治印和金石文字考异。
   肖有于，四川巴中人。1936年拜齐白石为师学习篆刻。1939年后定居宜宾。 [10]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陈子庄，那时他在王瓒绪手下做武术教官，与姚石倩、余中英，都是王瓒绪喜欢的人。他曾代王瓒绪到上海接黄宾虹入川。齐白石在川期间，他经常随伺左右。他在《石壶论画语要》里，也明确表示他是学习齐白石的。
有这些高足在川，74岁的白石老人当然不愁来川无人照应了。

（三）青城峨眉景色秀丽，对白石老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书画家有寄情山水的传统精神，有从名胜古迹吸取营养的需要。齐白石五出五归，遍游名山大川，但是独独没有来过四川，而四川的风景之美，又享誉世界。当王瓒绪快信中说“蜀中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不可不去玩玩”时，一下子就打动了齐白石的内心。从他后来的手稿《白石自状略》中也可以见出其游川之欣喜之情，也可见其心中对四川风景的向往。
“丙子春，蜀人来函，聘请游青城峨眉。入川见山水胜于桂林，惜东坡未见也。居重庆两越月，居成都越半年。识方鹤叟，晤诸门人。返京华，识张芍圃。”［11］
白石老人说“入川见山水胜于桂林，惜东坡未见也”，是他自喜之词，并非东坡真不曾见识。而“识方鹤叟，晤诸门人”，则是来川之又一高兴事。
在《白石老人自述》一书中，他说：“川中山水之佳，较桂林更胜一筹，我游过了青城、峨嵋等山，就辞别诸友，预备东返。门生们都来相送。”〔12〕
《自述》里，齐白石宣称自己他游览了青城山、峨眉山。其实是给自己敷面子的，他根本就没有游览青城山、峨眉山。齐白石以74岁高龄犯险出游四川，在当时物质条件下，道路险阻，交通工具落后，年高多病腿伤，携家带口，长途跋涉，已经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了。
    他在王瓒绪陪同下一起游览了新都桂湖，游览了武侯祠、杜甫草堂、春熙路等川中风景。鉴于他年事已高、腿脚不便，王瓒绪不赞成齐白石冒险游山，所以，四川之行，齐白石本意是要登青城山、峨眉山的，但是却不曾登临，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四）期待打开四川书画篆刻市场。

作为一个书画家、篆刻家，出游、交友、切磋技艺以图提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齐白石老人自然也不例外。但是，靠卖字画刻印章为生计的齐白石，经营经济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王瓒绪告诉他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自然引发了齐白石开拓四川书画市场的思想。他给弟子姚石倩的信中说：
“……四川如有知雅趣者，有何请余当尽心力以报之，士为知己者死，老萍何必死于北京一处数人之手耳。余已计定年年冬初还湘，春初来京。今年画笔又一变，愈荒唐愈无人知。万一有一知者真肯出钱，一难得事也。……”[13]
以卖画、鬻书、治印为稻粱谋的白石老人，对于相对安宁的四川成都，有着这样的向往，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对开拓四川书画篆刻市场可谓信心百倍。而四川之行，也确实使他大获丰收。据张玉丹、刘振宇的研究，齐白石四川之行，买画、鬻印的收入应在4000元大洋以上。
   由于齐白石抵达成都后住在王瓒绪官邸，不方便蜂拥而至的书画爱好者求画，白石门人特委托胡开文笔墨店代理。以齐白石当时的润例，十四元就可以买一张四尺对开的单条，中堂之类的大作品也不过四十元，画画的纸还是他自己带来的出自故宫的宣纸。白石老人走的是中间路线，他要让喜欢他的爱好者们买得起他的作品。这也许是他聪明的经营之道吧。
    齐白石在川三个多月时间，他未必完全打开或者占领了四川书画篆刻的市场，但他绝对开拓了他在四川书画篆刻界的市场，拥有了他在四川书画市场应有的份额。

（五）探亲访友，了却古稀老人的一番心意。

1、陪同胡宝珠探访娘家，参与扫墓
 1919年3月，齐白石第三次到北京，决定定居北京。夫人陈春君守护湖南湘潭的家产，没有随夫北上。她担忧齐白石的饮食起居，就亲自找了一个年方18岁叫做胡宝珠的女孩子，送到北京来，给齐白石作副室。胡宝珠娘家在四川重庆丰都县转斗桥胡家冲。一晃，跟随齐白石17年了。女人想念娘家，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次，王瓒绪出路费，邀请齐白石出游四川，正好可以顺道探访娘家，满足胡宝珠的愿望。宝珠也正好带了这个大名鼎鼎的书画家夫婿回到胡家冲光宗耀祖。白石老人呢，也正好借此讨得宝珠欢心。《齐白石回忆录》中记载：
“我们到了宝珠的娘家，住了三天，我陪她祭扫她母亲的坟墓，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有诗说：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日乡村问社坛。难得老夫情意合，携樽同上草堆寒。”[14]
陪宝珠一起回娘家，既是了却宝珠的心愿，也是了却白石老人的心愿。
2、到重庆、成都看看孩子
除了副室夫人胡宝珠的娘家在四川，还有白石老人的儿子良琨、外孙邓平山、亲戚陈炳炎也在四川。这也是让白石老人牵挂的人事。顺道看看孩子们，就成为白石老人蜀游的又一个动机。齐白石有一封给姚石倩的书信，写道：
“石倩仁弟：……余之亲戚二属在渝，全赖吾弟关切，余所铭感也。窃闻良崐与平山又言是非。余已与运使书，求运使使开平山出渝，更一业差务，遮可得待运使久远。亦离开良琨之一法也。陈炳炎承弟赠以一饱，实知感激。余求运使补入军队当弟兄，但请弟为一言，请免更操差，但点名可矣。吾弟为官去时，请带炳炎同行为差役亦可矣。闻平山送尊夫人入蜀，惜此子不解看山水之好否。”［15］
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此时，白石老人的三子良崐、外侄邓平山、亲戚陈炳炎等正蒙受王瓒绪的关照，在重庆当差呢。齐良琨与邓平山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把邓平山调出重庆。按照白石老人的意思，陈炳炎的工作，则以安排在军队中为宜，但希望得到关照，不要出操，并希望姚石倩如果离开军界，则将陈炳炎带走，以便一直得到姚石倩的关照。
有儿子和亲戚在王瓒绪荫庇之下工作与四川重庆，齐白石肯定也有前来看看孩子的意思。此乃人之常情也。

（六）四川的暂时安定以及友善邀请，与其他地方的挤兑，促成白石老人成行四川。

白石老人虽然名满天下，但是毁誉各参。在北京呆了十多年了，但是，除了陈师曾、徐悲鸿、林风眠、姚华等少数真心实意赏识他帮助他的艺术家朋友以外，几乎很难融入北京的书画圈子。齐白石刻了一方章，内容是“一切画会无能加入”。〔16〕足见在北京艺术圈里混有多难。
就连他的湖南老乡程潜，也很不看好他。程潜在1936年5月写给上海篆刻家陈巨来的信中说：“近日吾湘有齐木匠（名璜）一派，因王湘绮提倡，瞽者和之，究之无一画有文雅气，到底行之不远。”[17]程潜认为齐白石篆刻“行之不远”，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未免武断。当时，陈巨来32岁，齐白石74岁。从年龄上来看，齐白石已经是开宗立派的大家，陈巨来是篆刻界的新人。而程潜宁愿捧陈巨来的场子，也不买齐白石的账。
从1936年的政治生态来看，国内有国共内战，东北有日本人占领，四川相对稳定。从人际关系来看，北京立足本艰难，上海南京也生疏。四川有政府官员来捧场，有诸多弟子来伺候，出游四川，是齐白石最开心的选择。
二、齐白石出游四川的时间、行程、人员

（一）齐白石出游四川的时间

1、胡适撰写的《齐白石年谱》中记载：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丙子， 白石74岁。游四川。是年阳历4月27日离北平，29日夜从汉口搭汽船往四川。5月7日到重庆。16日到成都。8月出川，31日到汉口。9月5日回到北平。”〔18〕
根据胡适上述描述，齐白石来川时间是1936年4月27日从北京出发，经过20天的行程，于5月16日到达四川成都。而离川的具体日期没有说明。胡适向以严谨著称，他重考证是出了名的厉害，所以我们先以他的记述开头来进行探讨。但是，胡适记述的时间是否可靠呢？
2、齐白石本人在《蜀游杂记》中记载了出游四川的行期行程：
“……三月初七日（1936年4月27日）已时，上快车。
初八日（注：1936年4月28日）亥时到汉口，宿铁路饭店。
初九日（注：1936年4月29日）戌时上太古公司万通火轮船。亥时由汉口开往川河。”
初十日未记录。
“十一日（五月初一日）（注：1936年5月1日），天欲黄昏过沙市。沙市之形势略似湘潭，沿河之上有山嘴栏（一作当）。其水从河中流去，沿河……”〔19〕
“……形湾，故好泊船。
十二日（注：1936年5月2日），戌时到宜昌。
十三日（注：1936年5月3日），晨，拨英国小火轮船，即开船，日将落（删去），过午后过巫峡，及白帝城，日将暮，到兜府泊船。过巫峡诗：怒涛相击作春雷，江雾连天扫不开。欲乞赤乌收拾尽，老夫原为看山来。
十四日（注：1936年5月4日）未时，过万县，泊武陵。是时，心病作，幸亥时愈，甚快。
    十五日（注：1936年5月5日）已时，过忠州。□时过丰都。泊嘉州。得四绝句并叙。丙子春，□□□□□，招游峨眉，舟过丰都，乃宝姬生长地，遂随姬人上母墓。看山访友买扁舟，载得姬人万里游。闻道宝珠生此地，愁人风雨过丰都。”〔20〕
    “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日乡村问社坛。难得老夫情意合，携樽同上草堆寒。
卅载何须泪不干，从来生女胜生男。好写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迹借王（方）三。（谓□□□□□方鹤叟，名旭）始知山水有姻缘，八十年

人路九千。不是衰翁能胆大，峨眉春色为谁妍。慰姬人。笑嘻患难总相从，万里孤舟一老翁。病后清癯怯风露，夜船窗隙纸亲封。
    十六日（注：1936年5月6日）未刻，到重庆。□□□□□……”〔21〕
依照上述记录，齐白石是1936年5月6日下午大约两点钟到达重庆的。未刻，即下午1—3点钟的时候。此处与胡适所记5月7日到重庆，不相符合。
胡适是考据名家，齐白石是具体当事人，孰是孰非？
3、在岳麓书社出版的《白石老人自述》中，是这样记载的：
“……遂于阴历闰三月初七日，同宝珠带着良止、良年两个孩子，离平南下。二十九夜，从汉口搭乘太古公司万通轮船，开往川江。五月一日黄昏，过沙市。沙市形势，很有些像湘潭，沿江有山嘴拦档，水从江中流出，江岸成弯形，便于泊船。四日末刻，过万县，泊武陵。我心病发作，在船内很不舒适，到夜半病才好了。五日酉刻，抵嘉州。宝珠的娘家，在转斗桥胡家，原是酆都县属，但从嘉州登岸，反较近便。我们到了宝珠的娘家，住了三天，我陪她祭扫她母亲的坟墓，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有诗说：“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日乡村问社坛，难得老夫情意合，携樽同上草堆寒。”
十一日到重庆。十五日宿内江。十六日到成都，住南门文庙后街。”〔22〕
上述记录，除第一处时间是用的阴历外，后面的时间都是用的阳历。这段记载说5月5日到了丰都，在胡宝珠娘家住了3日，便该是5、6、7日。8日启程前往重庆，11日才到重庆。这就有些奇怪了，坐船从丰都到重庆，怎么也用不了4天。“十一日到重庆”，与前两种说法，都不吻合。
根据这个说法，5月16日到到成都，行期为20天。与胡适所考证的总体情况是相吻合的；但与张玉丹、刘振宇的研究结果不相同。
张玉丹、刘振宇在《1936年齐白石的四川之行》写道：
“齐白石遂于4月27日携宝珠、良止、良年经汉口乘船入川，先到嘉州登岸寻访宝珠娘家胡家冲，祭扫胡母墓，再登船至重庆，在重庆停留数日(5月6日至5月26日)后乘汽车于5月28日抵达成都。”[23]
以这个研究成果来看，齐白石是1936年5月6日到达重庆的，在重庆住了整整20天之后，才于5月26日（或者是27日）乘坐汽车前往成都，到达成都的日期为1936年5月28日。这个说法与前三种说法都不同。按照这个情况来看，齐白石从北京出发来四川到成都的途中，所用时间为32天。即1936年4月27日至5月28日。
上述记录，谁是准确的？我认为张玉丹、刘振宇的研究是正确的。齐白石自己的记录，可能不是当天的日记，而是事后的追记。因为年事已高，记忆就会出现误差，因此，他的手迹，虽然是本人的记录，但是仍然会出现失实的情况。胡适的《齐白石年谱》，是依据齐白石提供的资料来进行编写的，白石老人自己就记错了时日，胡适的研究结果自然就会有偏差。而张玉丹、刘振宇根据当时的客观报道进行研究，我认为其结果更合符事实本身。

（二）齐白石离开四川的时间

根据《白石老人自述》:
“八月二十五日离成都，经重庆、万县、宜昌，三十一日到汉口。住在朋友家，因腹泻耽了几天。九月四日，乘平汉车北行，五日到北平，回家。”[24]
    齐白石离开四川成都返回北平的路途上的时间为12天，即从1936年8月25日离开成都，9月5日到达北平。关于这个行程，没有异议。

（三）齐白石在四川呆了多久

据张玉丹、刘振宇的研究表明：
“齐白石在成都共停留89天（1936年5月28日至8月24日，其中5月4天，6月30天，7月31天，8月24天）……”〔25〕我查阅了万年历，并作了计算，结果与上述数据吻合。对于张、刘得出的结论，我表示赞同。
按，齐白石5月4日到达万县，万县、重庆当时都是四川的属地。其在四川的时间应从5月4日算起。则5月为26天。8月25日离开成都到重庆，坐船经万县出川，经宜昌，31日到汉口，这7天行程里，其中在四川境内至少有4天。
那么，齐白石在四川境内活动的时间应该是5月26天、6月30天、7月31天，8月28天，齐白石在四川境内活动总天数为115天。

（四）齐白石蜀游的交通工具

根据上述齐白石《蜀游杂记》可以看出：
1、来四川时，从北京到汉口，乘坐的是铁路快车。从汉口到重庆，乘坐的是万通火轮船。从重庆到成都，乘坐的是王瓒绪派来接他的汽车。
2、离开四川回北京，从成都乘坐汽车到重庆，从重庆坐船到汉口，从汉口乘坐平汉线火车回到北京。

（五）齐白石蜀游的人员

关于齐白石四川之行的人员，《白石老人自述》里说：“……我们去时是四个人，回来也是四个人，……”〔26〕
这四个人是谁呢？《齐白石年谱》是这样记录的：“3月初，应四川王缵绪之邀，携宝珠及良止、良年入蜀。”〔27〕按此，一行人员为齐白石、胡宝珠、齐良芷、齐良年4人。
三、齐白石在四川的生活

（一）齐白石蜀游的落脚之地

1936年5月29日，成都《新新新闻》报道：
“名画金石雕刻家齐白石，名诗人陈石遗将来省消息，迭志本报。兹闻齐氏已于昨（二十八）日偕赴渝迎迓之王治易军长与夫人小姐，午后五时专车抵省，因齐氏年逾古稀，长途跋涉，颇感疲乏，到省后即下榻王治易公馆休憩。”〔28〕王瓒绪官邸在什么地方？在成都南门文庙后街。《齐白石回忆录》里说：“十六日抵成都，住南门文庙后街。”[29]

（二）齐白石在成都的交游

齐白石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书画篆刻家，到了成都，成都本土的艺术家，客居成都的艺术家，自然要互相走动，互相切磋，互相交流的。川籍弟子那么多，宴请唱和自然也是免不了的。
《齐白石回忆录》里说：
“认识了方鹤叟旭。那时，金松岑、陈石遗、黄宾虹，都在成都，本是神交多年，此次见面，倍加亲热。松岑面许给我撰作传记。我在国立艺院和私立京华美专教过的学生，在成都的，都来招待我。”[30]
文化界的很多著名人物，这时都在成都。当然，成都的“五老七贤”，肯定是齐白石拜访的对象。包括罗祥止的篆刻老师曾默躬，都与齐白石有过从。
他与弟子门人的交际，在《蜀游杂记》里有清晰的记载：
“……成都自买丝。门人张白子画雁求题：一雁足轻书断，半天霞并云飞。西去蓉城客里，临风北望思归。蔡叔慎女士画庐山风景册子求题句：星聚南昌旧梦酣（前癸卯年侍湘绮师游南昌，师七夕赐饮，令诸弟子联句。自起二句云“地灵盛江汇，星聚及秋期”），伤情南浦别时难。开图面目真如此，是我乌丝（言发）旧看山。”〔31〕
    写的是为弟子张白子、蔡叔慎等题画的事情。
“……六月廿九日（阴历），阳历八月十四日，□□□夫人招宝珠、白云饮。
印章图稿：□思无处不伤心。阴历七月一日，兴公交钱数目单，宝收于手箱又一□□□。初八日晨刻，忽小肚右之气高起，更胜从前，只痛四五分钟，几乎痛死。八月廿四日（阳历），□□□以四□元……”〔32〕
    记载的是在成都的生活小事，不过是人家宴请宝珠、老人在川设计篆刻稿、弟子余中英来交润笔费、自己肚痛、润格等事宜。

（三）齐白石与王瓒绪何以交恶
1、久客生嫌隙。

齐白石在重庆、成都作客时间长达115天，与王瓒绪直接相处时间久了，互相之间那种敬畏之心逐渐就淡化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能成为相互不能理解的矛盾。齐白石本性多疑，两人身份、地位悬殊，当相互之间的客套退去之后，两人都会感觉对方不能令自己适应或者满足的地方。张玉丹、刘振宇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起于书画鉴定，王瓒绪所藏书画，真赝互参，而齐白石鉴定水平本身有限，且不愿意附和，更不愿意在赝品上题跋、钤印。这固然是他们之间产生嫌隙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让他们不愉快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些。
齐白石有一幅送与王瓒绪的画，画的是《钟馗搔背图》，钟馗坐在石墩上，面朝右边，一小鬼为之挠痒。题了一大段款识：
“者里也不是，那里也不是，纵有麻姑爪，焉知著何处？各自有皮肤，那能入我肠肚。丙子夏四月为治园军长画并题句。白石草衣齐璜时客渝州。”〔33〕
 估计应该是即将离开重庆回北京之前的作品。从题词“者里也不是，那里也不是”来看，矛盾可能已经很深沉了。

2、许诺未兑现。

齐白石与王瓒绪交情恶化，普遍认为是王瓒绪食言造成的。起初，王瓒绪承诺，只要齐白石应邀前来四川，王瓒绪就赠送给齐白石三千元大洋。由于齐白石在成都、重庆鉴定收藏书画作品时采取不合作态度，王瓒绪不高兴，就没有支付三千大洋。这让齐白石十分的不满。对于鬻艺为生的齐白石，三千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是十分看重的。何况这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身价。我们知道，王瓒绪最初发出的邀请是在1931年，而成行是在1936年。五年的时间里，白石老人一面答应着愿意前往四川，一面又以生计忙、家园无人看守为名一直拖延时间。王瓒绪以赠送孩子的名义，先行支付了400块大洋的路费，并承诺了给三千大洋的出场费，白石老人才在腿骨伤残（1935年7月4日摔伤）的情况下毅然出游四川的。王瓒绪食言不付钱，是对双方友谊最大的伤害。
回北京之后，齐白石给姚石倩的信里，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
   “石倩仁弟如见：别后到家小病二三日一方即愈。画刻二事，大忙。与弟书迟迟，谅之。余已与中英弟有约，吾弟亦然，每月来函一次，五分邮花可矣。无论老年人答与不答。只要知弟平安，成都治乱已免悬悬。此次余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执吾弟代王瓒绪许赠三千元，吾弟从中难矣。吾爱吾弟，故一掷三千金，足见君子与小人也。方鹤老曾默公如相见，代称名问好。兄璜白。在成都日日相见，归后之魂梦犹在竹叶巷也。临发又及。九月廿一日。”［34］

3、脾气大家有。

你不给我的藏品题跋，我就不给你出场费。王瓒绪耍出了军阀的脾气。
你不给我出场费，我就走人。齐白石也拿出了艺术家的脾气来。
原先称呼的“治园三弟”，现在的称呼变成了“小人”。一个军阀与一个艺术家的友谊，终于走到了尽头。
四、齐白石蜀游对四川书画篆刻有什么影响

（一）留下了一批书画篆刻精品力作

由于王瓒绪没有兑现支付齐白石3000大洋的出场费，引起齐白石的强烈反感。所以说出了这样的话：
“有人问我：‘你这次川游，既没有作多少诗，也没有作什么画，是不是心里有了不快之事，所以兴趣毫无了呢？’我告诉他说：‘并非如此！我们去时是四个人，回来也是四个人，心里有什么不快呢？不过四川的天气，时常浓雾蔽天，看山是扫兴的。’”[35]
这段话是耐人寻味的。人们依据这段话，认为齐白石与王瓒绪闹僵了，四川之行十分不愉快，在四川没有作多少诗，没有画什么画。根据《齐白石手稿》中给姚石倩的书信来看，来川之前，已经给王瓒绪、姚石倩。余中英、罗祥止、吴秋士、曾默躬等人刻过印，画过画，有的是卖的，有的是送的。
到了四川以后，在成都89天，在重庆20天，平均每天作画不少于2幅，则留川作品至少有220幅。加上过去送的、卖的作品，以及1936年以后进入四川的齐白石作品，估计总数不下于300件。
     张玉丹、刘振宇认为：
    “四川博物院收藏的珍贵书画中共有32 件（套）齐白石作品，除去《山水图》（编号115127）真伪存在争议外，其余31件（套）作品均经过四川博物院冯汉骥、谢雁翔、芮善、王国源等专家鉴定为真迹，囊括了立轴、手卷、册页、扇面四种形式。署有具体创作年款的有21件，时间跨度为1932年至1947年，其中以1936年最多，有12件，多是齐白石在川期间为四川党政军商界的名人绘制，如刘湘、邓锡侯、王瓒绪、余中英、陈国栋等，另有9件作品未署年款。出现频率最多的是齐白石门人余中英，有8件之多，其中5件是为其本人所作，另有3件是为其家人绘制，分别是其母亲牟太夫人、夫人朱梅君、二子余鸿彰。其次是四川省主席刘湘，有3件，均是1936年齐白石在成都期间绘制。”[36]
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齐白石在川作品肯定遭受过人为的毁损。但藏之与民间不露山水的藏品，也肯定还有许多。最近，在内江大千博物院就发现了近20方未曾面世的齐白石印章。
总之，留川的齐白石书画篆刻精品力作，是白石老人留给四川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它是藏家私人的，也是四川人民的。这些作品，将对于四川书画篆刻艺术产生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二）带出了一批书画人才

众所周知，齐白石在川的弟子们，如姚石倩、罗祥止，艺术水平极高，为齐白石“替人”。余中英、陈子庄、肖有于等皆为四川了不起的大书画家。特别是陈子庄，生前人不知，死后享大名。陈滞冬记录整理他的语录著作《石壶论画语要》，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绘画大师，最为服膺的就是石涛、吴昌硕、齐白石，而对于齐白石又尤为赞赏。
如果说上述诸人是直接沾溉齐白石，那么上述诸人影响的下一代人就属于间接受惠于齐白石的了。姚石倩、肖有于在篆刻方面带出了周植桑等篆刻家，周植桑又影响了川南一大片搞篆刻的人。余中英、陈子庄直接影响了成都区域的当代书画家们，诸如陈无垢、何应辉、陈滞冬、戴卫等。而陈无垢、何应辉、陈滞冬、戴卫等又在影响着下一代书画爱好者们。
这些人，每一个人后边，都有着一大批的追随者。可以想见，齐白石的书画篆刻艺术，代代相传，影响深远。

（三）大胆创造的精神开启了一大批巴蜀艺术家的艺术智慧

齐白石一生给予书画篆刻艺术界最大的启迪，应该是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学习精神和他永无休止的大胆创造矢志革新的艺术灵魂。
他的书法，近学清人何绍基、赵之谦、金冬心、郑板桥，远学李北海、爨龙颜碑、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等，最后自出机杼，其行书古瘦奇崛，其篆书朴拙雄浑，允称大匠。他赠送毛泽东主席的篆书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堪称其代表作。〔37〕
他的篆刻，初习丁敬、黄易，后学赵之谦《二金蝶堂印谱》，再参汉碑额、秦权量铭文，衰年变法，自成一派。
他的绘画，初学《芥子园画谱》，人物、草虫、花鸟，一一画过。又从萧芗陔、尹和伯、胡沁园、陈作埙、王湘绮学习书画诗文。早年画仕女人物，有“齐美人”之誉；中年五出五归，看尽奇峰，山水画得石涛精神而自见新意；到北京，得陈师曾点拨，研究、学习吴昌硕绘画，衰年变法，创红花墨叶一派。其绘画题材之广泛，思想之深刻，构思之巧妙，立意之新颖，技法之精湛，水平之高超，为一代所罕见。齐白石绘画，主张开放继承，主张师法大自然，主张写生，不囿于一家一派。他有一首诗，说：
“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自有胸中甲天下，老夫看惯桂林山。吾画不为宗派拘束，无心沽名，自娱而已。人欲骂之，我未听也。”〔38〕
 他对胡挈青说过：
“见古人之所长，摹而肖之而不夸，师法有所短，舍之而不诽，然后再观天地之造化，来腕底之鬼神，对人方无羞愧，不求人知而天下自知，犹不矜狂，此画界有人品之真君子也。”〔39〕
 其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做法，不浮躁浮夸的耐性，都是值得从事艺术的人们学习和借鉴的。
他的诗歌，先后学习《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后于宋诗尤为钟情。其所见所思，皆成之于诗。所作绘画往往画中有诗，富于诗情画意，且题诗其上。而其所作之诗歌，亦往往诗中有画，有层次，有意境。他曾经说：“画者工之余，诗者睡之余，活者劫之余。”[40]    
以漓江出版社所出版的《齐白石诗集》来看，齐白石的诗歌，题画诗占了多数，观山赏月记事抒怀的诗次之，唱和之作又次之。他的题画诗，有时是一题再题。如《葛园耕隐图》，先题了一首诗：
“黄犊无栏系外头，许由与汝是同俦，我思仍旧扶犁去，哪得余年健是牛。”
当晚，又题诗一首于其上：
“耕野帝王象万古，出师丞相表千秋。须知洗耳江滨水，不肯牵牛饮下流。画图题后，是夜枕上又得此绝句。”[41]   
齐白石的篆刻、绘画、书法、诗歌，任何一个方面的成就，都足以支撑他成为一代巨匠。阅读、欣赏他的任何一本著作，都让人心潮澎湃，大受启迪。
我曾见到侯开嘉先生有一幅“吞吐大荒”的横幅作品，大气磅礴，震动人心，叹服其威猛无比。到后来我着意齐白石的研究，看到齐白石一方阴文印章，所刻的内容正是“吞吐大荒”[42]，其气势壮观，撼人心魄，一如观吾师书作。乃知吾师书从印出，善于学习与借鉴也。此一齐白石对我川中艺术家之影响之典型个案也。

（四）齐派艺术在四川绽放新枝

齐白石对于四川书画篆刻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宜宾有一支齐派篆刻传人，是姚石倩、肖有于传下来的。他们传给了周植桑，周植桑又传给了张志刚、王玺、董育川诸人。这是株守着大匠之门齐派篆刻的活化石的典型。
而受齐白石艺术思想影响，化用齐白石书画与篆刻的技术语言，并得其神髓的，活跃在当代的书画家篆刻家，是很多的。四川大学侯开嘉深悟齐白石书法篆刻之意趣，陈滞冬深得齐白石绘画之简约，何应辉得齐白石书画之放逸，戴卫得齐白石绘画之气韵。如此等等，都是善于领会和化用齐白石书画篆刻艺术语言、深悟齐白石灵活创造精神、从而取得瞩目成就的艺术典型。
齐白石艺术在四川的发展，表现为显现的流派存在和隐性的精神领悟与化用两种形式。而隐性的影响，深入这些艺术家的骨髓，其作用和意义更大更深远。这两种形式的发展，都是对齐派书画篆刻艺术的发扬光大，都是四川书画艺术的宝贵财富。
综上所述，齐白石1936年四川之行，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有很多故事值得挖掘，有很多作品值得欣赏品鉴，有很多人事值得分析。他在重庆、成都的生活里，有很多人情世故、书画篆刻创作活动，有很多书画篆刻作品，后面所隐藏的故事一定是很多的，对于成渝两地主导的巴蜀书画篆刻一定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他在四川的115天的生活，是他直接给予四川人民的宝贵资源。研究齐白石，继承和发扬齐白石艺术创造精神，对于四川书画篆刻艺术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系宜宾学院书法学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宜宾市文联副主席，宜宾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