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文化抗战与文化坚守——以唐君毅为例

    唐君毅，现代学者，人文主义者，被誉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现代新儒家核心人物。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香港新亚书院创始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文学院长。《大英百科全书》“唐君毅”目载：“Tang Junyi (TANG CHUN-I)(1909.1.17～1978.2.2)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四川宜宾人。……对西方和东方哲学进行了综合和发展，……对中国整个哲学传统予以系统的再解释，……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宇宙万事万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过程，生命存在不仅是为存在而存在，乃是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灵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从现实的生活逐渐向上求更高的价值，最后止于天德与人德一致的最高价值世界。他的世界观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并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有《唐君毅全集》30卷千万言传世。
        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自古皆然。古忧亡于狄夷，近患亡于西洋，抗战则死拒灭于东洋。中国文化历来讲究夷夏之别。文人抗敌，忧君为国之外，更着意于对“天下”亦即文化的护持。所以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换言之，“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面对新的民族危亡，现代新儒诸君亦即唐君毅忧患依然。总结中国文化发展史，他尝指出：中华民族文化自春秋至清末民初，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历七次。前六次均成功回应。而第七次所经历西方文化的冲击是空前的，“直到现在仍未成功”。
        一、历史动荡与文化追索：成就“早熟”的青年儒者
        自从国家、民族之间关系化存在以来，基于差异性文明及文化的互动消长亦即广义的文化“抗战”，不绝于史，近代尤甚。抗日战争只是近代内忧外患历史的延续。冯友兰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延续和统一。”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现代新儒家实质上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化“抗敌”共同体，而这“敌”一为欲对中华文明取而代之的外来异质文明，一为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异化趋势。换言之，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的出现与持续的文化奋斗，因应两种“抗争”：一是自鸦片战争到抗战持续的民族危亡，特别是西风美雨中中华文化遭遇“以夷变夏”的威胁；二是近代西方对东方历史的霸道介入，科学主义、理性万能造成人性灾难的事实。
         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构建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的内容。
        在严格的“形式”意义上，抗战时期的唐君毅还不能被称作“现代新儒家”，学术界一般将1958年由唐君毅起草，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及唐本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视为当代新儒家的标志”。但是这丝毫不能阻碍唐君毅从1909年出生到1945年抗战结束，36岁的成长，历经中国近现代社会激变、思潮激荡最剧烈的时期，成为一位成熟的学者（此前，1939年30岁唐君毅已经受聘教育部特约编辑协助部长陈立夫著书。1944年35岁的唐君毅已经评为中央大学哲学教授，并担任哲学系系主任）并成就其以民族主义与儒道归宗为精神底色的儒者人格。理由是：
        第一、颖悟悲敏，好天地之问的唐君毅幼承庭训，从小即随父唐迪风游学往还于欧阳竟无、梁漱溟、李璜诸大师。1926年至1945年从北京大学到中央大学，求学、教书到学术生涯与梁启超、欧阳竟无、梁漱溟、熊十力、胡适之、张君劢、蒙文通、汤用彤、牟宗三等或听辨或请益或交游。这里面，梁启超因《欧游心影录》而为现代新儒学思想始作俑者，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是公认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与牟宗三则因同为熊十力弟子及第二代新儒家中坚而为终生道友。而关于与业师的师承与“道继”关系，余英时先生“如果熊先生没有这两大弟子，他的哲学今天大概只有极少数的专门学者才略有知，而海外也不会有‘新儒学’的兴起了。唐﹑牟两先生之于熊先生，正符合了禅宗所谓‘智过其师，方堪传授’”的分析可谓的论。
        第二、关于唐氏学问，他的自我评价是早熟而少变。尝说：“昔叔本华谓人之三十岁前为人生之本文，三十岁后则只为人生之注脚。吾以吾一生之学问历程证之，亦实如是。”所以晚年自叹为学，“干回百转，仍在原来之道上”。对于自己学问核心观念的一贯性，曾经引用志勤禅师一诗云：“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叶落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换言之，他在文化上的现代新儒家立场30多岁已然确立。
        第三、唐君毅素性肫挚颖睿、恻怛天人、悟德笃行，好忧国忧民。15岁赋诗明志：“郁郁中华民，文化藏光芒。舍我其谁来，一揭此宝藏!”同年即发表五千字长文《荀子的性论》，从此走上重光中华文化的学术道路。特别是抗战爆发后，激于新一轮民族危亡与传统文化存续的危机，在积极参与“形下”之文人抗战实践的同时，立足学者的形上思辨，致力于弘道传统，构建文化哲学体系，为中华文化的新生寻找出路亦即“文化抗战”。期间撰写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5种，共计百万余言。成果内容涉及中西哲学、传统文化、宗教、政治、教育、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特别是1944年《人生之体验》和《道德自我之建立》#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标志他哲学体系的核心——道德本体论的正式确立。
        二、文人御武与文化抗战：超越时代的救亡思考
        全面抗战开始后，就职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唐君毅与全国文化界人士一样，加入到文化南迁、北学南移的洪流之中，在大后方积极投入文化抗战的爱国热潮。
        （一）文人御武的实践
抗战时期，现代新儒家几位领袖人物纷纷创办书院或驻书院讲学，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疏证和传播：梁漱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创立勉仁书院（笔者注：“勉仁”是梁先生的书斋名，取儒家“勉于行仁”之意），主讲《中国文化要义》，延请熊十力主持并讲授《新唯识论》；马一浮在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其中梁、熊二先生是唐君毅崇敬的师长，张君劢既是长者，也是后来作为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形成标志的《为中国文化告世界宣言书》的发起者和署名者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唐君毅从南京中央大学返回成都。抗战期间，他先后担任华西大学、天府等多所中学及中央大学教职，1939年至1940年短暂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任特约编辑，同时，积极投身抗战宣传活动。
        1938年于成都与好友李源澄共同创办《重光月刊》。“重光”出自少年时代“遥念先圣之德，更念吾于华夏文化之重光，当有以自任”语。时值抗战，故意义更在宣传反侵略，激励动员抗日。用唐君毅自己的话来说，“办此刊贴钱贴精神不少，也算我对国家民族所尽的一些责任”。同时他自己也积极撰文，先后在该刊物发表《抗战之意义》、《中国哲学中天人关系论之演变》、《宣传民众者应有之认识——再论抗战之意义》、《中国教育应有之根本改造》、《中西哲学问题之不同》等文章。1942年，唐君毅又与周辅成、程行敬、吴汉骥等，在江津县爱国商人廖闻天资助下创办《理想与文化》，当时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李源澄、牟宗三、程兆熊等纷纷赐稿。唐君毅本人亦发表《道德之实践》、《世界之肯定》、《精神之表现》、《自我生长之途程（上、下）、《宋明理学之精神论略》于该刊，宣传文化，鼓吹抗战。
        1939至1940年，重庆中央政府教育部聘他为特约编辑，主要任务是协助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修改《唯生论》（1939年正中书局出版）和《生之原理》（1944年正中书局出版）二书。1978年唐先生去世时陈立夫送挽联有“四十年文字因缘，最早知君莫如我”句应该是指此一事情。《唯生论》是作为蒋介石任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的教材。而《生之原理》则是《唯生论》的“下册”。该二书虽含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之旨，但是它内据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外拒西方观念铺天盖地的侵袭，加之在抵御外侮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立论以统摄振奋理念精神，培训国家抗战人才，不能说于文化抗战毫无裨益。
        国难当头之际，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些文化抗战活动的意义，唐君毅在《理想与文化》以“仝人”名义撰写《发刊辞》指出：我们相信人之所以为人，在其有理想，时时总有一遥望见到的生命远景来领导其现实的生命行程。理想是人类生命发展的动力。我们不鄙弃政治、经济、实用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但是我们相信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纯理科学。在此世界人类沦于浩劫，中华民族艰苦抗战建国的时代，我们不能直接的从事以战争维持正义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想到战后的整个人类文化向题、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该发刊词，纯就对文化的功用立场和观照核心而言，俨然一篇现代新儒家的“抗日文化宣言”。
        （二）文化抗战的思考
        现代新儒家对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在认识上的逻辑是：文化观念是构成全部社会历史发展和演变的最深刻根源。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变故“与其说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毋宁说是整个文化问题。”“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就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
        唐君毅在《抗战之意义》、《宣传民众者应有之认识——再论抗战之意义》等抗战檄文中除就抗战的当下情势与急务发表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还以民族文化保护与复兴的超越立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1、抗战与道德文化改良。在奠定唐氏哲学核心本体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中，“道德自我”的建立与自觉，是其道德形上学的基础与终极目标。然战前中国“政府含垢忍辱，一般人随之而生苟且偷安之心，……内部生活日益空虚。”社会文化陷入“道德上之危机”。“人类放肆于物欲时，最好的治疗就是吃苦。吃苦就是阻塞向外驰求的路，使精神往内敛，而认识其道德的自我。”通过战争洗礼，重塑民族精神。
        2、抗战与民族文化自觉。中国近世多遭欺凌，在于列强“文化之在一方面多比我高者。”“所以若对我民族自己的特殊精神无自觉，则常有羡慕他人而失自己之危。”因此“由抗战而引起整个民族精神的自觉”的过程“便必须反观自己民族有何种优良精神之所在，然后觉自己有保存此优良之民族精神之责任，”“而有意识的发扬光大之”。
        3、抗战与传统文化保护。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优良品格与在于“世界只有这一个民族最早认识人之所以为人。最早认识人类应当相扶持，不应相残杀的道理。”所以“我们这一个民族就其本身所具的客观价值上说，是应当生存于世界，应当继续发扬其文化，绵延于无穷的。”进而让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以“求……所以建树世界之和平。中国存在而后世界和平、而后人类存在”。
        4、抗战与文化抗争。唐君毅指出“中国民族文化乃人之文化，而日本之文化乃禽兽之文化。”“天下为一家，……于内则求相安，于外则……求人类之相亲相爱，此中国之人的文化也。”反观日本文化的天下观，“……专以侵夺杀戮为事，今则狼嗥虎视，吞噬无餍，此日本之禽兽文化也。”“故中国今与日本战，乃中国人为保存其人的文化而战也，乃中国人为抗拒禽兽之夺取其文化而战也。”
        5、抗战与世界文化命运。中国文化外则“独富宽容博大之精神，能融纳一切不同之文化而陶铸之。”内则“世界唯中国民族最善于养其太和之识生人道之气，不祈福于天神，不驰逐于外物，力蓄于内故不竭，用而知反故不穷。此虽唯圣贤能尽其道”。故“中国民族当为世界创建新文化之民族也。”因此，中国抗战，实则“为保存负创建世界未来文化之责之民族而战也。……吾人能直接间接参与此神圣之战争乃吾人无上之光荣。”
        三、文化本体与儒道归宗：文化基因的价值追寻
考察到抗战时期唐君毅作为具有现代新儒家学术旨趣的成就，代表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自我亦即文化本体的建立；一是儒道归宗的文化自信立场。
        （一）道德自我与文化本体
唐氏文化本体亦即“中心观念”是其文化哲学建制论学的核心理据。“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持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道德自我”的确立，标志唐君毅文化哲学中心观念亦即文化本体的确立。
        唐君毅认为，从智性上说，人的生命不能仅仅是一种纯自然现象的重复表现，而应该是由自然而超自然，进而对道德心体有所肯定；从生活的体验上，人的生活不应该仅为一种纯粹发自自然欲望的冲动，而应该体现道德的价值，亦即“道德生活之本质，为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超越现实自我”。因此，人的生命的过程，是自仁心良知亦即“道德自我”的呈露。“道德自我”相对于“现实自我”而存在。
        何为“道德自我”？唐君毅说：“吾人所谓理性，即能显理顺理之性，亦可说理即性。理性即中国儒家所谓性理，即吾人之道德自我……超越自我之本质或自体。”因而“道德自我”在性质上具有精神性、超越性、形上性和绝对性。道德自我作为心之本体的形上呈露，具有渗透投射于形下世界之“现实自我”，并以破除世间局限的功能和必要。
        在道德自我与人类文化活动的关系上，唐君毅认为：“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而为其分殊表现。”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本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都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现实的实践。换言之，整个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政治、社会、学术、艺术、宗教等等文化意识，都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此一学术立意，“一方是推扩我们所谓道德自我……之涵义，以说明人文世界之成立；一方即统摄人文世界于道德自我……之主宰之下”。
        （二）儒道归宗与文化自信
作为近代中国三大思潮流派中保守主义的代表，现代新儒学在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立场，是本质性的派别气质。同时，儒学或儒道，作为传统（或古典）中国民族文化的思想主体，也成为现代新儒家奉行文化民族主义，并借以实现“返本开新”文化理想的主要智慧源泉。
在唐君毅的学术视界里，传统文化的价值主要表现在：
        1、民族精神安顿的居所。他认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侵入和媚外风气的蔓延，表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与中国人的灵魂已因失去凝摄自固的力量而变得岌岌可危。对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的肯定和延续，事关“这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之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亦即中国人的精神及文化基因问题。
        2、独特性。从文化源流上，唐君毅充满了对儒家道统地位的膺服。在他看来，所谓儒家，并非并列于“诸子百家”中的“那个”门户化的儒家。文化气度上，他崇敬儒家道并行不悖，和而不同的学术气度和胸怀。认为“儒家精神，在根本上，只是在求不抹杀任何方面的人生价值文化价值，而求保护一切有价值者”。核心价值指向上，中华民族的人生道德思想中，重视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同体的观念。中国的成德之教，最高目标在使人处处只见义理之所当然，行心之所安。
        3、普世价值。在唐君毅看来，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是对于人本与主体性的肯定以及“人的心性即是仁，即是爱”。他在《人生之体验·自序》指出：“何谓人？今藉《礼运》一语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人不是物，人本身为一目的。” 
        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看法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体现为充分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此人心即天心也”。亦即人们以充满仁义之心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人生。“中国文化精神，……实有其至高无上的价值。此即依于人者仁也之认识，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是也。”
         4、时代生命。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之要，在民主与科学，这二者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诉愿，也是现代新儒家“新外王”的根本性内容。
对此，唐君毅认为儒家思想从来不缺“民主思想之种子”。其“为政以德”的主张，就是限制君权。儒家推尊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指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及“君位之可更迭”。同时，儒家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思想，“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可资确立人人平等的政治主体。
儒学在当今世界对于科学的重要价值，是在对治科学过度发达的隐忧。科学之“能”的“厉害”可能导致“连人自己在内，在科学之面前，战栗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由此他认为，科学在人文世界和人生经验全体中，有它的确定的限制，“科学态度与科学知识的运用，必须有为之做主的东西。这个东西，最后应归到人之仁心”，亦即儒家以仁统智的智慧。
        他坚信东方智慧的普世价值，可以促成人类精神的提升。他设想：“人类真要有天下一家的情怀，儒家之精神实值得天下人之学习，以为未来世界之天下一家之准备。”
        四、文化基因与价值核心：关照时代意义
唐君毅曾经这样表达他的为学“宣言”亦即个人著述的三个中心信念，即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对此一义，他总觉得“有说不尽的庄严，神圣，而广大，深远的涵义”。而其终生追寻探究的文化基因与价值核心正在其中。
        （一）文化的基因的自觉
        正如他的外甥王康所言：唐君毅一生行述，“始终有三个母题灌注其中：人生、中国、世界。……在唐氏无出其右的思想体系中，‘中国’既是联结‘人生’与‘世界’的脐带，更是其全部精神生命的思想创造须臾不可离弃的血肉文本和心灵故园。唐氏不止一次申言：‘我对中国之乡土与固有之人文风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唐君毅自己也曾感慨：        “吾人居此乱世，能遇艰困而不弃所学，即可不愧为炎黄子孙矣！”
现代新儒学存在“当下”与“终极”两个层面的目标系统。他们解决“问题中国”的第一个逻辑起点是坚持东方文化成德之教之心性论的核心价值，以儒学本位，通过“返本开新”，吸纳西方民主、科学的智性要素，复兴中华文化，以对置“中学”衰微亦即夏而变为夷的中国之忧，以达到新的“内圣外王”；第二个起点，现代新儒家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立场，认为儒家思想文化具有不为特定社会形态所制约的“常道”性格或曰儒家文明的普世价值，而这恰是中华民族精神之理性所在。因此它足以对置世界性的科学主义及理性主义的“执障”，并最终据此建立一个价值理性上完满的儒学大同世界，而这个世界的文化基因来源，就是中国亦即中华文化。
        （二）价值核心的判断
        唐氏晚年尝自述其为学之旨：“毅年来所著，颇罕纯学术之著，其所论自不能尽谛当，然皆由感慨忧虑之余，不得已而后言，则足以告慰贤者当今世变日亟，举世沉沦，必赖大心之士共发弘愿，重建人极，亦即所以仰副天心”。其实唐君毅为学三个中心信念的另一个母题就是人，亦即价值的核心。怀善而自性自足的道德自我文化本体论的建立，开启了思想和逻辑的“善端”，为唐氏建立终极至善的太和世界，以及“重建人极”奠定了了理论基础和前提。
        站在人类利益的立场上，唐君毅认为：中国人本主义哲学和文化中渗透的人文精神是解救时代病的良药。“现代世界的危机，表面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危机，深一层看，便是学术文化的危机，而学术文化的危机里面，是人们的思想态度的危机”。“今天西方人之文化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从‘人之物化’里解放出来。一个是从个人生活的物化中解放出来，一是人类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关系的安排、组织，从‘视人为物’的这个观念里，解放出来。牟宗三在《唐君毅全集·序》中曾指出：“时代之症结是自由与奴役之争，是文化意识之沉落。人类一方面陷于物质文明之痴迷中而放纵恣肆，一方面即有陷于嫉恨之邪妄之中而期毁之者。此一带有普遍性之缠夹源于西方而倒映于中国……”
        当然，现代新儒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古主义者，他们既主张接受西方文化，又要否弃其物质文明的病态，由此把“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作为自己的思想起点。在他们看来，“中国问题”，在于传统文化的失却和因对付挑战的情急而导致道德理性的堕落并引发知性缺失。唐氏学问亦即中国文化的价值根底，正如唐君毅弟子杨祖汉先生在《永怀唐君毅先生》中说：唐先生平生志愿，在于使久已失其常性，如中风疾走的世人重新成为堂堂的真下的人；使分崩乱离之中重新成为清平合理的中国；使人欲横流，天理销尽的世界重新成为理想的人文世界。
        （作者系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历史学博士，教授、宜宾市人大常委、宜宾唐君毅研究会副会长）